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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八,葛队长和刘副队长 (之二)


从此以后,不管什么农活,我都会很快地按大约平均的数量,先将我该干的干好,但绝不多干。我每月比别人少拿两元工资,我为什么要多干活?

        虽然什么农活我都会干,而且比一般人干得快,干得好。但我不喜欢干农活,因此绝不多干。

        我还没傻到喜欢多劳少得的程度。

        无论干什么农活,我都是尽量快干,干好后甩下众人,然后我就躺在田埂上休息。

        该我干的我按质按量干完了,班长张广隆对此也无可奈何。

        一次栽秧,我遥遥领先将一趟秧栽完,正躺在田埂上闭目养神,葛队长看见了。

        他走过来对我说:“小甄,别人都在栽秧干活,你怎么在这里躺着睡觉?这影响多不好!”

        我说:“我这一趟的秧栽完了,我在等他们。”

        葛队长说:“哦,你还要等别人?你为什么不能多干点?”

        我说:“凭什么我要多干啊?我没这个觉悟!我又不想当雷锋,凭什么要我多干?大家都比我拿的工资多,我这个拿钱最少的凭什么要多干?葛队长,我要是比别人干的多,你能不能多给我发点工资?”

        能说会道的葛队长没词了。

        但他有想法。

        他认为,工人都要这样自己想下班就下班,那就没规矩了。如果大家都不遵守上下班规定的时间,在上班时间自己想休息就休息,这还得了?如此效仿,这二、三百人的队伍还怎么带?

        他找到刘队长,说到我擅自下班、擅自在上班时休息的问题,和刘队长协商怎么处理这件事情,以及如何防范此类事情再发生。

        别看葛队长是解放军中尉转业的,而刘队长只是个副队长,但刘队长比葛队长资格老。

        刘队长是苏北人,在放前就是地下党。

        他以国民政府地方保长的身份为掩护,给党组织搜集情报,有点像后来样板戏《沙家浜》里阿嫂的那种角色。

        可他在给党组织搜集情报的同时,有没有为国民政府搜集情报,这就说不清楚了。

        文革中,刘队长交代问题时自己说,对这个问题,为迷惑敌人,我方过时的、没价值的情报,当然要给弄点,要不然怎么能取得敌人的信任?

        得,就凭这一点,他就只能在农场干,也只能当副职,也只能在文革中等着挨斗争、受迫害。

        说到我擅自下班、擅自在工作时间休息的事情,刘队长对葛队长说,人家拿的钱少,干的活不少,何况还是个孩子。现在,是我们要求严格遵守纪律是小事情,追求工作实效是大问题。你想,要是大家都遵守劳动纪了,但都消极怠工了,有意思吗?

        葛队长也比较实际,认可刘队长的意见。

        葛队长提出个大胆的设想,他建议说,干脆,我们把全队调皮捣蛋的,好吃懒做的,喜欢打架的,嘴厉害的,有病的,抗美援朝那些老资格的,还有别的班不喜欢要的人,单编一个班。让这些人自己选一个班长和副班长,分给他们一些轻的,或者很重的,和比较危险的,别人不敢干的事情做。这样又能服人,又能调动他们积极性,还不影响别人情绪。这些人难缠是难缠,但能在关键时刻炸碉堡。你看怎么样?

        刘队长十分赞成葛队长的这个意见,说:“好,这办法好。这些人个个是无风三尺浪的角色,编在一个班,其他班就好带。没了带头捣蛋的,就闹不起来事。”

        于是,王台孜的三班诞生了,班长还是张广隆。

        谁都知道,三班的人个个都是刺头,都不敢惹。

        三班对外号称攻坚班。

        别人背地叫三班为“操蛋班”。

        记得有一次队部组织谈理想活动,场部由个领导也亲自参加。会上,大家皆择献媚之言说,有要做科学家的,有要当技术人才的,有要做雷锋的,有要成英模的,不一而足。

        临我发言,便大杀风景。我老老实实地说:“我的最大理想就是能吃饱饭!”

        当时定量吃粮,难以足食,话虽然实在,听得领导十分尴尬,对我自然不会有好印象。

        最终,我因爱向领导提意见,极其不光彩地成为三班其中一员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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